试验出海、大单频出：中国生物医药的全球化崛起
近几年，中国生物医药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。一方面，欧美跨国药企与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易数量与规模屡创新高，越来越多的创新管线从中国实验室走向国际舞台；另一方面，中国本土资产在全球临床试验的参与度迅速提升，从单纯的国内开发者转向国际多中心的主动参与者。在这两股力量的交织下，一个新的格局正在成形，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不断被重新定义。
图1.中国资产参与国际交易数量逐年走势图。（数据来源：Citeline）
图2.全球生物医药企业总部所在地分布图。（图片来源：Citeline）
跨国药企与中国制药公司和生物科技公司的互动正日趋活跃。在2024年9月至2025年9月间，共有57家中国企业与63家欧美公司达成交易（图3）。阿斯利康以四笔交易位居国际公司首位，紧随其后的则是GSK、默沙东、诺华和赛诺菲，各有三笔交易。这说明国际制药的传统巨头几乎同时把触角伸向中国市场。而在中国企业一侧，Formosa以六笔交易高居榜首，石药集团则完成了四笔，恒瑞、Biocytogen和EpimAb各有三笔。另有十四家中国企业各完成两笔交易，显示出广泛的行业参与度。
图3.2024年9月至2025年9月参与中国资产交易的公司数量。（数据来源：Citeline）
平台型交易也在快速走热，因其可提供多次命中的去风险路径，相比单一早期资产更能摊薄失败概率，同时促成双方更深层次的联合研发与数据共享。纳入统计的74笔交易里有14笔围绕平台技术展开。与之对应，并购（M&A）在总交易中的占比很小，77起交易中仅有3起为并购，这也反映出在利率与监管不确定性上行的阶段，授权正取代“大并购”成为主流。
图4.2024年9月至2025年9月涉及中国资产交易的适应症分布图。（数据来源：Citeline）
图5.2024年9月至2025年9月涉及中国资产交易的资产模态分布图。（数据来源：Citeline）
- GSK与恒瑞医药：2025年7月，恒瑞医药与GSK达成的合作交易，以5亿美元首付款和最高120亿美元潜在总价值，是自2024年9月以来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中金额最大的单笔合作。
- 诺华与舶望制药：2025年9月，诺华与舶望制药达成战略合作，诺华以1.6亿美元首付款获得三项心血管资产权益，潜在价值约53.6亿美元，并获得早期分子的优先谈判权。
- 阿斯利康与石药集团：2025年6月，阿斯利康以1.1亿美元首付款与石药达成合作，总潜在价值53亿美元，项目涵盖免疫疾病与慢性病，石药集团将利用其AI驱动的药物发现平台，分析靶向蛋白与化合物分子的结合模式，筛选高效小分子候选药物。
- 辉瑞与三生制药：2025年5月，辉瑞支付12.5亿美元首付款，获得PD-1/VEGF双特异性抗体SSGJ-707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开发权，总潜在价值最高可达60.5亿美元。
- 阿斯利康与和铂医药：2025年3月，阿斯利康与和铂医药达成战略合作，阿斯利康支付1.75亿美元首付款及期权费用，获得两项免疫学项目的选择权，总潜在价值45.8亿美元，并直接收购和铂医药9.15%股权。
这些交易不仅反映出中国企业的研发管线已经具备全球吸引力，也显示跨国药企在早期布局中的积极性。特别是在ADC和多特异性抗体等前沿领域，中国已成为创新资产的重要来源。
然而，这种繁荣背后也伴随政治风险。特朗普政府正在酝酿一项行政命令，拟要求所有中美之间的医药交易接受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（CFIUS）的审查。理由是担心中国的低成本研发和监管改革削弱美国本土的创新生态。但投行Leerink警告称，这种限制可能适得其反，不仅会损害美国药企补充管线的能力，还可能让欧洲公司趁机受益。
交易热潮的背后，实际上是全球创新力量的重新分布，而中国已成为这个版图中最受瞩目的增量来源。
从结构上看，中国超过七成的在研试验是单国研究，由本土制药公司独立开展。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在全球临床版图中的扩张，因为庞大的患者基数和相对较低的试验成本，正吸引越来越多国际合作方的关注。
中国监管改革与制度推动，让这一跃升从可能性变成现实。这一跃升得益于监管改革的持续推进。国家药监局提出的创新药30天快速审评机制，让试验审批大大提速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不断对接国际标准，提升数据透明度和合规性，使其在全球临床网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。
然而，对许多首次参与国际试验的中国制药公司而言，挑战依然巨大。
首先是跨境物流与关税。其次是数据质量与信任。虽然中国庞大的患者群体提供了天然优势，但跨国药企和投资人仍然对在华完成的一期试验持谨慎态度。即便分子已经在中国完成了一期试验，欧美合作方往往要求重复研究，以验证数据的可靠性。担忧的焦点并非科学能力，而是透明度、可追溯性和临床设计的规范性。正如Arensia创始人所言，中国的科学水平并不逊色，但要赢得国际信任，数据的可重复性和透明性才是关键。
面对这些挑战，中国Biotech正在积累经验。许多公司选择先在澳大利亚或美国开展早期临床，因为这些市场监管流程更为成熟，IND提交与审评周期短，能更快拿到安全性或早期疗效数据。这不仅有助于研发规划，更能与FDA或EMA建立直接沟通的基础，从而增强项目的全球可信度。
同时，如何挑选CRO成为关键决策。全球CRO、中型CRO和本土CRO各有优势，项目方必须具备主动管理能力，避免陷入“外包等于放权”的误区。更重要的是心态转变。Kong指出，许多中国Biotech在国内习惯低调，但在国际多中心试验中，作为申办方必须展现自信与专业，清晰向研究者解释方案与药物的科学逻辑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足够的信任。
这些经验表明，走向国际不仅仅是把药物带出国门，而是组织能力、沟通方式和文化心态的全面升级。
展望未来，中国生物医药能否真正完成从“追随”到“引领”的转变，将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。首先是资本环境与估值逻辑。当前中国企业的国际授权交易大多以较低的前期付款为特点，这在短期内加速了出海，但长期而言，如果不能在临床质量、差异化机制和全球市场准入上建立更高壁垒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仍可能受限。
其次是监管与数据的持续改进。国家药监局推出的快速审评机制提升了中国的临床试验吸引力，但真正赢得国际认可，需要长期稳定的高质量数据和透明的监管环境。跨国合作方是否愿意在中国进行更多的首创性研究，将直接决定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话语权。
图6.2022-2025年主要国家制药业专利授予数量走势图。（图片来源：GlobalData）
从资本交易到国际临床，再到知识产权的领先，中国生物医药正在形成系统性的竞争力。未来几年，能够在交易、临床和专利三方面同时实现突破的企业，将最有可能确立自身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核心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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